两岸互动与国家认同的重建
郭树勇
一、从民族国家认同谈起
在二十世纪迄今为止的百年中国政治与外交史上，最大的事情之一莫过于
有了这个国家认同，我们不再信仰君权神授，而相信权力为人民所赋；我们不再把清朝当作外邦，“驱除鞑虏”不合宜也；我们知道土地神圣不可侵犯，不能随意送给外国以“交众国之欢心”；我们的和平与战争，不再为王朝利益与领袖好恶，而是为了主权，世界各国与我交往，不仅仅是尊重或同情，而是因为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在世界的生存与发展，得益于世界的主权原则这棵大树。总之，有了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有了根，中国崛起有了本。国家认同是当代中国的“国本”。
当然，“国本”还涉及其他方面。比如，人权。人权也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它与主权是一致的。主权是集合的人权。一个理想型的主权国家，肯定是一个讲人权的国家。一个国内的人权状况相对较差的国家，它的主权也是不完整的，至少它的对内主权的来源方式上有失合法性；同时，它的对外主权也可能因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大打折扣。因此，人权与主权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两者在内容和实现形式上又是不同的。当今的人权与主权之争，只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真谛的不同理解，既由大国间的不同国情所致，又是话语霸权之争、制度之争、利益之争。
国家认同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进程，中国的民族主义从天下主义中走出来，有先天不足之憾，虽不断遇到西方世界主义的强大对抗与消融，然而在革命与战争的炮火下奋斗，赖于世界友好民族以及国际社会的帮助，将民族从帝国崩溃的边缘挽救过来。特别是中叶以降，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中国发生了一波又一波引人注目的嬗变。
国家认同建设的主题与时而变。二十世纪初是反帝反封建，初建民族国家；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是废除不平等的中外旧约；五十至七十年代是保证国家独立、建设共产主义与进入联合国；八十年代是国家现代化与反对霸权主义、实现祖国统一；九十年代则是市场经济与国际合作，在融入国际社会中完善国家认同，强化中国的国际认同。二十一世纪的最近几年，国家认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似乎在重新反思国家认同的传统文化底蕴、国内社会基础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差异性。
国家认同建设从来都是国内互动与国际互动的综合体，而在二十一世纪之初，这种国际互动与国内互动的综合集中体现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的严重性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凸现出来。
二、台湾问题涉及中国“国本”
台湾问题既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国外势力干涉，但又是一个明显带有国际背景的国内问题，总是免不了国外的干涉。台湾问题作为问题，就在于它的国际性。我们不从荷兰入侵东亚时代算起，单从日本近代染指台湾始，至今也已有百年。然马关条约时的台湾问题与当今的台湾问题，具有根本上的不同。
台湾问题最初只涉及到中国的末，而非本。因为在一个王朝利益至上的年代里，台湾、海南甚至西藏，其实都是末，枝的问题。所以，打败了，就割出去，或者租出去，或者送出去。爱好国史的朋友都了解，“国本”在中世纪的中国，只是皇帝的本，虽然也假惺惺地把老百姓也算进去，所谓“民为本也”，其实，真正的本就是王朝根本利益，除了皇帝之外，就是军队、祖制、太子与国都，尤其是后两者最为要紧。所谓国本之争，往往是皇太子之争，其实就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归属之争，以及政权接班人之争，而接班人本质上是王朝的可持续发展。国本岿然，天下安定；国本不稳，天崩地裂。宋元明清在台湾进行有效治理，主要是彰显帝国神威，保卫大陆安全，算不上什么根本大计，故清初坚持收复台湾的李光地待收复之后却主张把台湾“给”荷兰。当然，这里的“给”还不是被迫的。到了马关条约，战败的清政府忍痛割“爱”，把台湾“给”了日本，这里的“给”就是被迫的了，不过，这里割的“爱”与清朝对于满州的“爱”又不同。李鸿章在国际政治中纵横捭阖，创造了“三国干涉还辽”的佳话，死也不敢把东三省送给列强，因为，东北涉及清代中国的国本。
民国时代，中国是一个半主权国家，中国重新崛起已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收复主权，包括结束租界制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关税主权以及恢复台湾主权，已是任何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权的根本利益。抗日战争的胜利把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到了议事日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开罗会议、波茨坦公告以及雅尔塔体系，均为国际互动条件下的国家认同建设准备了绝好的条件。台湾重新回到中国怀抱，极大地强化了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国家认同的国际互动层面上实现了巨大的跃进。但是，这种跃进由于国内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缺乏国内良性互动的配合，而未能发挥足够的潜能。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意味着原有国家认同建设模式在整体上的中断。而国民党逃到台湾，又意味着原有国家认同建设模式在局部上的延续。国民党在台湾存活下来，且受到外国势力的强力支持，继续标榜中国政府的正统性，台湾问题由此而生。台湾问题反映着两种国家认同建设模式的较量，因而上升为国本的性质。共产党在大陆争取了民心，刺激着国民党的台湾政策，一场学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台湾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走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民族国家建设关注“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密切结合。国家认同建设在反苏反修以及反美反帝的过程中均有所强化，但强化的程度又是不平衡的。反苏反修也不乏普世主义的追求，但更多强调的是民族主义与国家独立；反美反帝运动也有着明显的保家卫国的意味，但更多强调的是共产主义与世界关怀。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台湾问题显然对于中国来说具有本质意义，第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外国势力在台湾的存在，是对主权的损害，亦即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损害，解放台湾就是建设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第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走向国际社会的关键一步，是中国崛起的条件；第三，台湾问题又是制度之争，是台湾的西方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道路代表的多数民族国家建设模式，与大陆的苏联民主体制与计划经济道路代表的东方民族国家建设模式的斗争。因此，冷战大部分时间内的两岸互动都不可能是良性互动，也不可能互动出一个民族国家认同的共识来，这种共识是最高共识，的确难以达到。
但是，至九十年代，“一个中国”的观念却是两岸互动的最低共识。不管是炮打金门，还是反攻大陆，不管是南海冲突，还是联合国斗争，国共两党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中华政治民族主义仍然是海峡两岸执政党没有放弃的大旗。
三、国家认同的重建之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２０００年以来，两岸的国家认同建设面临着“百年来前所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化发生在中国内政外交的各个方面，受到世界历史、国际格局、国内发展、两岸关系诸项领域转折性变化的影响。
苏东事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沉重的打击，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不可能不受到重大影响，好在中国走的是一条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早在八十年代就开始的改革开放战略使中国受益不少，实现了国家认同建设转向的软着陆，因此，没有发生俄罗斯在九十年代初那样的“民族国家重塑”；但是，也面临着如何重建国家认同的重任。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为国家认同重建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大陆的国家认同建设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不能完全视为与两岸互动无关。六十、七十年代台湾经济上的腾飞不能不对经济陷入崩溃边缘的大陆产生刺激，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家形成压力，其实正是在包括这种压力在内的种种压力下，毛周等老一辈革命家才同意让小平同志复出，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复出可能对于普世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产生否定性后果。战后台湾的土改，七十年代台湾的经济腾飞，八十年代大陆的改革开放与１９９２年的邓小平南巡，实际上意味着两岸在国家认同建设方面的某种趋同。也许正是因为这种趋同，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提出的三大任务中，明确把“实现祖国统一”列入。
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形态是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这已是全球的共识。国家认同的建设过程也是国际政治文化观念社会化的过程。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国家认同变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过去数十年里未敢预测的进步。中国领导人倡导的“入世”、政治文明以及修宪，把人权原则、市场经济原则、个人合法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纳入了中国国家认同体系之中，这是中国国家认同建设的重大成果。这种成果是中国政府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探索来的，是中国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种政治实践探索包括同西方国家的合作过程中的学习，从国外敌对势力斗争中的总结，与两岸互动中的锻炼。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当然包括台湾人的集体智慧在内。中国大陆在两岸互动中没有败下阵来，在痛定思痛之后，实现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朝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方向前进。但是，在两岸和平统一进入开花结果的关键性时节，在中国国家认同出现历史性机遇的前夜，台湾的独立运动却使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出现了重大挫折，这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失败。
这种挫折的标志，就是１９９２共识被李登辉、陈水扁两届当局的台独政策所破坏。李陈两代，抛弃了国民党的统一政策，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也改变了五十年代两岸互动的最低共识。这种背弃，从形式上走的是另一条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但不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之路。李登辉鼓吹“新中原”、“新台湾人主义”，目的是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把台湾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新民族，而根据威尔逊时代的国际原则，任何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因此，鼓吹台湾也可以建立民族国家。台湾的民族认同建设不再是国民党的“台湾属于中国，台湾认同即为中华民国认同，台湾认同为中国国家认同贡献”的思路，而是“台湾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思路。这种思路在七十年代的台湾民间就有，但上升为主流政治当局的层面，则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国民党２０００年大选的失败，从侧面反映了在两岸八十、九十年代的和平竞争中，台湾谋求中国正统地位的失败，这也是大陆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的结果。台湾的极端势力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采取了“狗急跳墙”的冒险行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岛内民众对于两岸互动中国家认同建设不对称性的绝望，这种绝望如果说在六十、七十年代体现为自豪，八十年代还有些自信的成分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则出现了激进的非理性动向。可悲的是，这种非理性被台独力量所利用。两岸国共两党的斗争转化为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后者上升为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国家认同建设的本质内涵之争，而非昔日国共两党的认同建设模式之争，成为两岸互动的基本背景。
四、结构性矛盾、互动空间与新的推动力
从社会学来看，结构与行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吉登斯说的好，结构由实践创造，而这种创造本身也是结构的一部分，行动体与结构具有同构的关系。两岸关系的僵局的消融，系于两岸政治家的创新性实践与互动。
不可否认，两岸关系目前形成了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首先体现为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即台独与反台独的矛盾。李陈两代的台独政略，一去不返。目前的陈氏当局所关注的任务是，面对分裂的岛内社会如何重整旗鼓，争得民心，为下一步的公投制宪准备社会基础。而中央政府正处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国家认同重建的关键阶段，正在以更加务实和严正的态度应接来自台湾的挑战：台湾问题涉及“国本”，若不能阻止台湾问题的恶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中国崛起的步伐可能大为迟缓。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还体现在台湾问题成了国际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杠杆，大陆在两岸军力对比上的优势无法完全转化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优势，某些大国或明或暗地支持李陈二代的台湾独立活动，在可以预见的一段将来，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受到大国政治结构的界定。
面对结构，并非没有互动的潜在空间。但这种空间主要不是大国合作。指望国际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虽然从操作上讲也许可以控制某种恶性发展。在一个全球危机共同管理的时代，中美共同管理台湾危机，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与世界潮流的，但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东亚地区以至于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在于任何一个地区性强国不去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至于台独当局是否把两岸关系搞糟，则是视情而加以利用的事情。这种空间也主要不在于中央政府与陈氏当局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之路并未完全堵死。但是，虽然足够的时间可以供陈氏当局思考海峡两岸的前途了，大陆得到的却大多是失望。
台独活动形成的结构，需要新的互动来打破和塑造。内因从来是变化的根据。台湾问题的改善与最终解决依靠大陆与台湾的先进政治力量。
大陆于年前实施“春节包机”，颁布“反分裂国家法”以及近期邀请国民党、亲民党两党主席到大陆访问，就属于智慧政治家群体强化国家认同推动良性互动的优秀举措。台湾的政治格局尚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大陆的积极进取政策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条件；两岸的结构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台湾在野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上述变化的推动力，在于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借用宋楚瑜在西安祭祖时的话说，抓住根本，一通百通。中国的根与中国的本，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重建，成了推动两岸互动的主体性力量。
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活动，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对于台独势力的巨大威慑，对于国外干预力量的严正提醒，也是中央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全民动员，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主权意志，强化了中国的国家认同。
上文已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的，有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的补养”尤为重要。近年来，中日民间的持续对抗，以及中国学生近期的反日游行，从国家认同建设的角度讲，均为补养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方面。但是，无论是中美的冲突，还是中日的僵局，在国家认同强化方面的作用，均不及国内的民族国家建设。台海互动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对于大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国亲两党主席的来访，实质代表了台湾部分政治力量对中央政府发动的国家认同建设给予了明显的支持与配合。大陆与台湾两相呼应，“一个中国”的观念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国家认同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国家认同的重建任重而道远。就台湾而言，只有“新台湾人主义”和“台湾认同”退出主流政治舞台，台湾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对于大陆而言，继承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不断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实现对外主权，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民族的向心力和国家忠诚，在推进政治文明与政治革新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均衡发展。大陆的行动影响台湾，台湾的行动影响大陆。在正确的方向下，两岸互动有着广泛的空间，即“和平发展下的治权竞争”，“一个中国下的高度入世”，“多种形式下的中华共同体”。在“一个中国”观念下，大陆支持台湾以可以接受的条件进入国际社会，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竞争，为中华崛起而努力。
在变动的时空视野下把握两岸关系
程亚文
台湾岛内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亲民党，在党主席连战和宋楚瑜的率领下先后组团访问祖国大陆，与中国共产党展开面对面交流，并实现了党派之间最高领导人会晤、发表了会谈公报。对于近半世纪以来实质上处于敌对状态的海峡两岸来说，这两次跨越海峡的握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结束敌对状态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未来逐步使两岸关系步入正常化创造了契机，而且，两岸政党互动也为人们重新思考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提供了想象空间。
一
两岸政党高层互动得以实现，人们可以对此做出多种多样的解释。不过，从宽广一点的历史视野来看，目前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岛内一些政党形成今天这样的交往格局，可以说是水道渠成、瓜熟蒂落。两岸政治家的主观意愿，对于推动历史会起到极其显著的作用，但是，历史是否按照两岸政治家的意愿运转，则还要看时势有没有提供相应的资源条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岛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引来海峡另一边一些力量同样善意的回应，也正在于处理两岸关系时，我们已处于相比以往大为有利的态势。
如何理解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几次解决台湾问题的经历与经验，仍能给现在的人们以许多启迪。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曾几次“丧失”台湾，而又重新收复。那么，当时台湾回归中国怀抱的历史原型又是什么呢？可大致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自身力量的强大。清朝施琅收复台湾时，清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国家内部安定，兵强马壮，无论经济能力还是军事能力，不仅相对台湾岛，而且相对其他周围国家，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集团依凭福建一隅打击荷兰殖民者，所掌握的经济、军事以及道义资源，也比对抗一方要强大得多。
其二从国际关系层面来看，有这样几点值得重视：１、中国所处的东亚世界（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作为一个国际体系，自足一体，与外部世界没有多少政治联系；２、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宗主国、支配者；３、收复台湾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没有明显影响。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收复台湾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合法性不会受到来自东亚国际体系外国家的力量阻挠，和来自东亚国际体系内国家的政治军事压力。相反，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朝贡格局，会增大台湾“独立”的政治经济成本。这种外部环境应成为中国现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历史原型”。
准确地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收复台湾的经历，除了郑成功和施琅收复台湾外，１９４５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为第三次。此次，中国是以战胜者的姿态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具有名正言顺的政治合法性，并且，其他国家对此没有疑议。
二
从三次收复台湾的历史原型中不难发现，中国自身的强大以及中国与周围世界构筑起良好的关系，是台湾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内外前提。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不能说已完全创造出了历史上曾经具备的资源条件，但是，经过五十余年时间不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努力，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已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超越自身的国家地理疆界，整个东亚世界与中国之间，重新形成融为一体的经济关联，即便是在两岸之间，政治上的隔绝，也没能阻挡经济上正日益变得密不可分。
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并且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选择，世界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的同时，也在改变对中国台湾问题的认识。在去年台湾岛内“总统”选举之后，在“台独”势力似乎正一统台湾的局面下，人们看到，世界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改变。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其一是，法国公开表态，指出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不应破坏海峡稳定；另一个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认为，台湾岛内一些政治集团只热衷内斗，而看不到中国大陆的变化，并认为“台独”势力正成为破坏海峡两岸和东亚稳定的因素。以上两件事都值得回味，它说明至少从东亚世界来说，“台独”的支持者日益稀少，这应该说这与中国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在总体上的政策得当紧密关联。
实际上，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上连成一体的时候，台湾岛作为东亚地理区域的一个构成，其政治运作、经济过程也不能不被纳入这一结构中。因此，台湾岛内“台独”意识呈现亢奋状态的同时，在大量的经常往返中国两地的人群中，“中国”意识也在增强。台湾岛内两大政党主席访问大陆，公开大讲两岸都是“中国人”，就是一个例子。两大政党主席讲两岸民众都是“中国人”，在台湾岛内所产生的一个政治和社会效果，就是使原先在“中国人”认同上持暧昧态度的人，越来越有勇气说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也正是在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两岸之间，诸种状况都已不同于以往的情况下，看似危机连连的海峡局势，其实也正蕴藏着转机。连宋访问大陆，也正反映了历史场景在当下的转换。
三
从历史与现实两层面来看，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今后中国仍要致力于累积相应的资源条件，在修炼内功、继续提高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构筑起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如果中国进一步参与东亚世界的事务，与其他国家一起平等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使东亚世界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同度继续提升，那么，在东亚一体的空间感觉中，中国大陆对于台湾岛内民众的向心力，也将日久天长逐渐提高。
具体来说，中国仍应延续以往的一些策略：１、要把未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点，首先放在中国自身的综合国力增长上，尤其是经济和军事能力的生成；２、与东亚其他国家一道，重塑东亚国际体系，促进东亚一体化，在东亚世界更灵活地发挥建设性作用；３、在此过程中，要关照到东亚国家的安全与利益忧患，考虑东亚世界的整体安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台湾问题创造势能；也为万不得已时用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化解阻力。
应当看到，历史正在重新为中国处理两岸关系提供机遇。在未来可见的年份内，只要不出大的意外，中国可望仍会延续目前的发展势头，在国家能力上实现进一步增长。而从解决台湾问题所需要的国际环境来论，东亚一体化也正展现出良好的前景，东亚区域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历史，今天正在复活。可见的一些事实和趋势包括：１、东亚国家间经贸往来大大增多，区域内相互贸易与投资的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已达到整个贸易与投资量的５０％以上；２、服务于经济交往的制度建设日益增多，如东盟已形成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在２０２０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中国与东盟已于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达成协议，并将于２０１０年建成“１０＋１”自由贸易区。此外，日本、韩国也正在步中国后尘、计划与东盟达成类似协议。以上情况表明，东亚经济交往日益制度化；３、政治合作日益增多和向良性化方向发展。在经济上的合作范围扩大与层次提高后，东亚国家间正在诱发政治合作的冲动，比如，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召开的“东盟１０＋３”年会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根据协议，中国和东盟各国承诺，在南沙群岛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并维持现状，并通过对话来处理好相互间存在的分歧，通过合作来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且，更应该看到的是，东亚一体化，是东亚国家在普遍获得民族自觉和独立主权后，所形成的一种自然走向和历史大趋势，目前，东亚区域的政府与民间舆论都对此持积极态度。比如，吸收中国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就是由东盟国家所倡议的；日本、韩国与东盟经济来往的增多，一开始也是东盟国家占主动；还有，就东北亚国家的韩国来说，自金大中主政以来，外交上对亚洲大大提升了重视程度，现任总统卢武铉外交将重点转向东亚的倾向更加明显。
四
在历史大势出现的时候，对于决策者来说，所要做的工作，也许就是要更加慎重地处理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今天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应该致力于促使东亚向历史回归，但回归不是还原，而是在部分恢复的基础上重新创造。所以，今天推进东亚一体化，要考虑到历史，又要超越历史。
从以往来看，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原型乃是：１、东亚作为一个国际体系；２、中国的至尊地位；３、东亚国际体系精神维系是文化至上的天下主义。古代中国基于文化认同的天下主义理想，一方面，保护了东亚国际体系的仁慈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东亚国际体系不仅具有一体化的经济、政治联系，更具有共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后一点更重要，比如江户时代的日本、李氏朝鲜、阮氏越南，皆曾以“中华”和“中国”自居，这种“中华”和“中国”，主要是一种文化概念。
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原型相对照，在相同空间范围内，历史与现实在这两点上相交：首先是东亚在向历史回归，正在重新形成一个有机关联的国际体系；２、东亚国家正在寻找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作为一体化的纽带。但是，其中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历史上，东亚国际体系是一种宗主关系，不平等的政治、文化格局，中国是号令发出者，其他国家是号令接受者；今天则是民族国家时代，国家自主意识强，国际关系平等。
今天中国应在东亚国际体系中扮演起更积极的参与者角色，为本地区的福祉承担起更多责任，以实际而灵活的姿态与行为消除周围国家的疑虑，真正平等地参与东亚事务，一起构筑起良好的区域关系。
“创造”一个新东亚，是包括中国在内在东亚国家的一项新使命。从处理两岸关系的角度来说，参与东亚区域事务并推进东亚一体化，需要做以下工作：１、继续推进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数量与经济组织制度建设，想方设法将台湾更深地纳入到东亚经济系统；２、发展更高形式的政治合作，将政治议题更多地纳入东亚国家间的会议主题，促进东亚世界政治合作程度；３、以政府资助或其他形式，建设东亚共同知识空间，逐渐形成具有某些共通性的跨国文化系统。
一个新的东亚，是客观情势发展的必然，但也是“创造”出来的。就像“民族”和“民族国家”乃是近两百年来的一个文化、政治想象一样，东亚一体化也需要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想象”和“设计”，其中的工作不能不包括：在考察东亚的基本历史原型基础上，发掘更多东亚国家间的历史文化交往资料，整理出新的东亚史，发掘更多的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共同性纽带；在此基础上，促使东亚国家间学术知识界进行新的文化与知识创造，发展对于东亚的新知识、新观念，创造新的关于“东亚”的知识思想体系；平等参与设计东亚一体化的方案，指导东亚一体化建设。发展对于“东亚”的知识系统，从眼前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但从长远来看，这也许同样构成核心要件。一体化最终要落实到心理层面，信任关系是心理问题，而心理上的趋同，必须依赖文化上的趋近，后者往往又是“想象”和“创造”出来的。今天的世界，已经存在一些对于东亚共同性的言说，它使东亚国家越来越习惯于走到一起，并形成了今天东亚经济向一体化迈进的大局。但“东亚”概念及其内涵想象，如果停留在目前的层面上还远远不够，需要升级。在此问题上，欧盟形成的历程能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世界以许多启示，知识与文化共同性，是东亚成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关键。在今天的世界上，东亚也应如欧洲一样，在进行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的同时，发展出类似于“新欧洲”的知识思想体系，建设一个具有许多文化共同性的“文化欧洲”，才能促使欧洲提高合作、整合程度。这样的道理同样适用于东亚世界，而中国应在此问题上发挥更为活跃的作用。
民族－文化：一张牌或者一副药？
陈 明
由于台海局势攸关亚太乃至全球安全稳定，这次连战的“和解之旅”和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十分正常。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热情，在我看来，则主要因为“民族利益、文化情感”开启了政治话语和政治思维的新形式――除开所谓党派斗争、阶级斗争，它还可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公共事务！确实，对于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民族来说，过去早该和解告别，未来也完全应该有全新的期待。只是兹事体大，愿景成为现实，还有千山万水万水千山。但是，别的条件不说，这一点应该无论如何都是至关重要：参与其事的各政党真正做到以“民族利益、文化情感”作为决策和行动的最高目标和考量。换言之，即不是把民族、文化及其神圣义含当成对付别人用过就扔的一张牌，而是当成调养身心甚至脱胎换骨的一副药。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对民族利益和民族精神的维护和表达。台湾问题的本质是民族国家内部集团性、地方利益与民族国家整体性利益、根本性利益的冲突（国共时期是历史恩怨与法统正朔之争；当今则是民族和地域意义上的局部与整体之争。当然，其间交织着历史经验、政治价值和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如果都认同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么方案的好坏就有了计算评估的起点和标准，当然也就接近有了答案。我们不妨即根据君子“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的原则，对目前各方的政策目标及其运作趋势略加分析和检讨。
行为是理性和冲动的统一，目标和手段间的平衡。影响民进党决策（目标调整与实施）的主要因素是：１）大陆综合实力；２）美国支持力度；３）民意社会基础；４）党内权利关系。由于民进党和陈水扁本身的主导性或主导能力有限，而这些因素本身又都是动态的、互相作用的，这就决定了其行为只能是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必然表现出矛盾摇摆和多变可塑的内外特征特质。其心中理想的目标当然跟台联、建国党一样，是建立所谓的台湾共和国。由于“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他们初步意识到此路不通，所以存在期望值下调退而求其次的可能，如与亲民党合作，声称“独立”和“统一”都是未来的选项、承认自己可能的策略分别是“战”、“拖”、“和”。有必要强调，作为选项之一的“统一”或者“和”本身，在形式和结果上，他们又是存在上选、中选、下选的不同设计和预期的：上选是维持现状（所谓宪法一中）；下选是“一国两制”；中选则应该就是联邦、邦联或欧盟式国家共同体等等。
支撑或支持他们选择追求利益最大化之“上选”方案的筹码是所谓民意牌、民主牌和美国牌。先说民意，由于殖民地遭遇、省籍矛盾等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与其他如湖南、福建诸地方意识内涵和趋向虽有相同却又十分独特的所谓“台湾意识”，它在政治人物的操弄下被极端化为与中国意识对立的台湾主体性意识。刚刚结束的“任务型国代”选举，民进党和台联党分别以１２７和２１席超越国民党和亲民党的１１７和１８席，说明其在２３００万台湾民众中所具有的民意基础不可轻忽。次说民主，按照西方标准，台湾已经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换。台湾年轻一辈在充满对民主宪政体制的自豪感的同时，对于大陆政治制度及其民主化进程缺乏同情之了解。我在台湾深深的感受到这点，非常的难受！再说美国，毫无疑问，美国对台政策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制定的。但是，传统盟友、法律承诺以及人权、民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也是其广义的战略利益之所系。换言之，美国牌并不全是陈水扁一厢情愿的空中画饼。
当然，尽管如此，这三张牌既不能构成“台独”成立的道义基础，也不意味着在其现实中实现的可能。但是，作为竭力避免两岸中国人骨肉相残致力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负责任的政党，对此必须正面接招认真化解。新思维的方向也许在这里。
两岸和谈的前提问题就是一例。虽然“谈”未必走向“统”，但“统”则必须“谈”，所以“谈”总比“不谈”好，“谈”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当前，这第一步之所以走不动，就是因为一方要求承认“九二共识”，一方要求“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一方主张“一国两制”，一方坚持“自由民主”。难道这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解难局么？不是，也不应该是。不预设前提是不是也可以？我认为是可以的。
“不预设前提”意味着什么？收益是和谈僵局的突破，成本是己方“身段”的“降低”，对方“身段”的“升高”。或许有人担心这会落入“两个中国”的陷阱。这种担心似乎不必，因为这并不意味着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独立国家，而只是默认中国目前国土尚未统一。“一个国家，两个政府”是国共内战造成的现实。当初互相称呼对方为“匪”，拒绝承认其组织系统的合法性，但包含着同属一个国家的认知却是确定无疑的。宋楚瑜在清华大学演讲以″一块招牌，两间店面，殊途同归，自强不息″，也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按照２００２年国务院台办《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的说法，两岸“内战的状况并未结束”。现在，曾经兵戎相见的双方分别以各自定义的身份坐下讨论分歧的化解之道，并不意味着法律和外交上的对“两个中国”的任何接受，而只不过是在政治和军事谈判中对对方对自己身份表述方式基于礼节的尊重。
这不是原则上的放弃，如果将它说成是不忍财富毁坏生灵涂炭的仁民爱物之心的显现，是不追求手段无法实现的目标之理性思维的实践会让人感觉有些矫情过分，那么，说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总不会有人反对吧？
事实上决策层的思想具有形成如此战略的操作空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的经典表述，后来就通过钱其琛之口被表述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不容割裂。”胡锦涛与宋楚瑜会见后的“公报”对两岸的政治定位就是“两岸一中”。变化在哪里？政府的问题或名称诸政治议题和色彩被悬搁淡化，土地、民族成为中国的主体内涵。国民党制定的《国家统一纲领》说：“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共同的责任；中国的统一，应以全民的福祉为依归，而不是党派之争。”这里的交集不是历历在目么？
宋楚瑜先生在清华演讲中说，“台湾经济奇迹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富，而是在于均富。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在电视和其他媒体的转播报道中，我看到有所谓的专家轻浮的嘲讽台湾的民主是“垃圾民主”。这从技术和道义都是说不过去的。
“共同争取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前景，共同开创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我们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该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自豪，也都应该为振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已任。”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与连、宋会谈时分别说的两段话。只有抛开历史恩怨、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把这两段话的精神落到实处，才有可能使它所说的民族振兴具有现实的可能。我认为，台湾问题既是一个检验这种精神能否真正得到贯彻的挑战，又是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崇高，他的智慧发挥也就越充分，对人类的贡献也就越大。对一个政治家、一个政党来说，这话也同样甚至更加适应。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救亡图存的奋斗中与共产主义思想相遇并用作自己的理论工具，总是从民族利益和本土经验出发对书本上的教条进行批判调整，这正是它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绝无仅有之成功的秘密所在。论者注意到中共对自身奋斗目标的论述一直在与时俱进：毛泽东时代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邓小平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振兴中华”；之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将共产党定义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而“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则是儒家传统的概念。这既意味着某种发展，也意味着某种回归，对建党初衷的回归，对民族价值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亲民党有了在孙中山先生“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情怀和心愿上的交集。宋楚瑜说得好：“只要我们认同是炎黄子孙，只要我们大家是站在同一个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两岸没有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么，具体又该怎么去做呢？出自马英九、陶百川这些具有大中华意识的国民党精英之手的《国家统一纲领》是一个在岛内有基础的文本，它关于建立两岸“和平、民主、自由、均富”之共识，以及“近程交流互惠、中程互信合作、远程协商统一”的规划，值得我们研读思考。连战在北大演讲时“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做？”的反问，并不只是针对国民党，也是针对每一个听讲的中国人。
反台独的斗争属于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生存的所谓“总体战争”。战略学家鲁登道夫指出：社会团结的根源，是源远流长的传统，而不是高效有序的警察组织。我认为，军事准备之外，当务之急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政制改革力度。一方面，可以促进全民的认同和凝聚，促进国际社会对这一维护民族利益之正义行为的同情理解，又可以瓦解台独主张的部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全民的认同和凝聚可以转换成同仇敌忾的战斗力，较多国家的同情理解可以形成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台独理论基础及其“优越感”的瓦解则可以打击其分离意志和气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又曰“攻心为上”。一箭三雕，一举多得，不为更何待？！
“和解之旅”、“搭桥之旅”扭转了近年来日趋恶化的两岸关系气氛，争取了主动，改变了思维，显示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的战术成功。但必须看到，问题依然严峻，真要收获实效，还须趁热打铁，更上层楼。
重新解读 重新起步
重庆谈判六十周年纪念
王 康
重庆谈判也许是传统中国最后一次以战争解决政治争端的替代方式，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具有显豁的国际背景和公众舆情参预的试图以民意制衡党争、以理性驾驭武力的政治空前尝试。
很少有哪次事件像重庆谈判那样，唤起过那么巨大的希望，又终如一首即兴叙事曲，转瞬即逝，徒然留下难以言表的历史悬问，以及至今无人真正述及的时代启示。
这幕风云际会、扑朔迷离的悲喜剧不仅汇聚了国共两党漫长而复杂的恩怨是非，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狂喜、感慨、疲惫，国共内战的阴云，而且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定而“冷战”铁幕正在降下之间阴郁不祥的氛围。
１８４４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１９２２年１月，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应邀派员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共代表张国焘，发出他那先知般的“东方之问”：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而在此之前，苏俄政府先后发表《加拉罕宣言》和《越飞宣言》，两度申明废除沙俄与满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归还根据这些条约掠取的全部中国领土。对西方正感失望的孙中山作出了热切的回应，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于是，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有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也因“亲俄”与“反苏”而有国共十年内战，又因同样的缘故加上日本入侵而有第二次国共合作。
如果说俄国革命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是二十世纪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显例，那么，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同一时空按照与俄国迥然不同的另一种世界理论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在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美国国家精神塑造者们看来，革命是天地下最神圣的事件之一，应由道德高尚的公民来领导，其宗旨在于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促使人性和文明按照上帝希望的方向发展。
在美国看来，俄国革命是一场空前的邪恶和灾难。从伍德罗・威尔逊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把苏俄共产主义看成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最大的“非美国素”（ｕ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都把在全球范围内与后者的较量看作实现美国“使命”的大决战。
美国标榜和推行一种与苏俄截然不同的世界目标，其核心是按照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原则建构一个基于个人自由权利与法制、民族自决、自由贸易、多边合作与集体安全的国际公民社会。而中国正好是尝试建立这种国际秩序最大最适宜的试验地，并且很可能是这一国际秩序的重心所在。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个谁都始料未及的客观作用是大大强化了苏俄和美国对中国的渗透和争夺。与邪恶、野蛮、令人厌恶而丑陋低劣的日本侵略说辞相比，苏俄的“伟大理想”与美国的“天定命运”不仅为孤独悲惨、“苦撑待变”的中国所欢迎所亟需，而且切合中国希望通过抗战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精神需求；不仅在形式上，苏美是中国的战时盟邦，是中国最渴求的国际援助方，而且在精神上是中国辨认和领受自己命运和使命的最期待的先进思想。中国确实获得过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国家的救援，同时也承受了必须为之付出的高额代价。
重庆谈判正是在日本投降之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需要得到伸张和保障，却因为苏美两国对中国难以抵御的干预而变成云诡波谲、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悲喜剧。
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两小时后，蒋介石致电毛泽东，请他“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
就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话，告诫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蒋介石则要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要拿刀，我们也拿刀；他要磨刀，我们也磨刀。……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同时，中共中央通告党内，蒋介石“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
８月２０日，蒋介石再次公开电邀毛泽东，称“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努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自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走向第二次合作，“不容再有萁豆之争”；１９３７年清明节，两党同祭黄帝陵，毛泽东特地作辞曰：“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民众，坚决抵抗。”卢沟桥事变翌日，毛泽东甚至呼吁“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般的团结起来”。两党曾在莫斯科、南京、上海、庐山、武汉、西安多次会晤商谈，但蒋介石、毛泽东两位最高领导人都始终动如参商，南辕北辙。揆诸美英苏三国元首，其成见和分歧远远超过党派、阶级，却多次直接会面，可见国共两党积怨未消，彼此没有真正的信任，缺乏缔造现代国家必须具有的政治信念、思维和风范，也暴露出中国仍然深深地陷滞在传统社会的古旧格局中，难于自拔。但无论如何，国共两党毕竟都是中国人，终不至于是永远不共戴天的寇仇。
１９４２年１月３日，在苏联“养病”三年之久的原八路军１１５师师长林彪突然飞抵西安，发表了一番“新言论”，让国民党衮衮诸公刮目相看：“我们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版，第１１６页）
林彪坦率告诫道，如果国共两党“磨擦”、“冲突”，则不仅不能使国力迅速增长，而且必然造成内战重现。
此时，苏军正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漫长战线上与德军苦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转机远未出现，而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五十天，美国和苏联都处于最困苦的时期，它们几乎同时感到，中国拖住日本乃是天底下最迫切的事情，国共的合作不容任何损害。
毛泽东鉴于世界反法西斯大局已定，尤其“英美苏订立同盟条约”，“势必影响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打算”，决定“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即是极大利益”。（《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１２０页）
１０月１３日，林彪以毛泽东特使身份在周恩来陪同下晤见蒋介石，特别转告毛泽东的话，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通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５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与之呼应，表示接受提议。１９４４年２月８日，毛泽东致电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预言战后苏、美、英合作的情况不会改变，“必然促使中国走向和平与统一，故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并影响各方，争取有利之前途。观察今年国际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我党拥蒋抗战与拥蒋建国两项方针，始终不变”。”（《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１３５页）
历史的演变、实力的消长、形势的发展始终规约着国共两党关系，决定着双方对抗或合作的方式和目标。
１９４４年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与盟军诺曼底登陆、苏联战场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胜局形成严酷对照，致使美英盟邦以前所未有的悲观态度看待中国，致使要求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呼声大幅提高，并且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共两党两军的关系。
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电文都由报刊、广播公诸于世，毛泽东复电也公诸于众，各界人士极为关注，纷纷投书致电，为国共领袖共商国是献策进言。
８月２２日，重庆《大公报》发表《读蒋主席再致延安电》社论称，“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函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贺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感慨，又兴奋”。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蒋介石先生贺电书后》社论，指出：“中国需要团结，但是，要团结先要民主。我们提出了真诚促成团结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这些办法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极起码的要求。”该报质问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还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哪一个国家还需要承认执政党以外的党派合法存在？这样才能真正的谈到团结统一，民主建设，这样才能真正的救人民于水火，而招致到一片真正的‘祥和之气’。”该社论最后说，“附带上一句我们的忠告：内战的火不是好玩的！”
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又发表《我们的抗议》社论，对“中央社”所译美国《纽约时报》１７日社论《中国共产党》予以详细反驳，对所谓“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是，……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尤为愤怒。该社论强调，“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向世界宣告：我们反对一党专政，决不自己再来一党专政。我们所要的是全国各党派各阶级的民主联合政府，而绝非其他”。
８月２４日，胡适之托人“代为发出”一信，“劝告毛泽东君”，自称“此是闲人偶尔好事”，文曰：
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销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杰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不小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所谈要旨，今托王雪艇兄代为转告，用供考虑。胡适，八月廿四日。
重庆朝野所造公开舆论，固然对延安形成前所未有压力，但真正促使毛泽东动身赴渝的力量，却来自遥远的莫斯科。
同日，斯大林化名“菲利波夫”直接电告延安中共中央，“你党应维持国内和平，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若再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数小时后，斯大林径直致电毛泽东，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最后要求毛泽东“立即到重庆同蒋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
赫尔利也指出：“毛氏出人意料的接受邀请而到重庆，可能部分地由于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由中苏条约的宣告所促成，该条约保证苏联援助作为中国唯一的政府的国民政府。”
８月２４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与其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
８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称：“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这份通知认为，“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该通知最后告诫说，“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李良志：《度尽劫波兄弟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２月版，第４１７页）
同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国战区盟军参谋长魏德迈将军，希望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美国军用专机赴延安，陪同中共和谈代表团往重庆。赫尔利欣然接受要求。８月２７日，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乘专机飞往延安迎接中共和谈代表。行前，赫尔利发表了公开声明：
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下午，毛泽东飞抵重庆并发表了书面谈话：
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牟之先等：《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９月版，第６０１页）
与苏联一样，美国战时对华政策乃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部分。这项政策具有明确的目标和程序。首先，击败美国在太平洋的死敌日本，巩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霸权；其次，支持并鼓励国民党政权为战胜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再其次，战后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接受美国价值、亲西方的亚洲大国，成为美国在东亚最大最重要的永久性盟国。这一政策就必然意味着：一、蒋介石应尽可能地联合共产党并实行必须的民主改革；二、国共之间、尤其是国民党方面，应尽量避免发生内战；三、最重要的是，战后中国应尽量减少苏联的影响，防止中国建立起苏联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制度。
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参加的自由国家集团，而不是建立一个由苏联指挥的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集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和“天定使命”在东方的根本目标。
除了击败宿敌日本之外，苏联与美国的所有目标都截然相反。无论美苏之间的分歧多么巨大，它们都有一个潜在的甚至无意识的共同目标：削弱中国。历史远远没有成熟到使美苏两个白种人国家真正同情、理解、支持和善待中国的程度。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曾直截了当地告诫蒋介石，他的政府“决不能代表现代的民主”，他“必须在战争还在继续进行的时候与延安方面握手，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美国不愿陷入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内战。
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２日、１１月８日，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少将分别在重庆和延安与蒋介石和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的两套“建议”。美国从此陷入将被历史证明不可能成功的国共调解的泥潭。
从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８日到１０月１１日的４３天中，世人多次目睹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两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愉快融洽的情绪中”聚首中国抗战首都的风采、器识、胸襟和气象。中国各界精英和世界各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规格见证了这次重要谈判。
新闻是现代社会的纹理，谨照录若干时闻，以供今人一窥当年谈判的一些侧面：
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来访（柳亚子）于沙坪坝南开学校津南村寓所，以旧作《沁园春》咏雪词一阕相赠。柳亚子曾撰词次韵和之，自云“不能尽如原意也。”
客人离去前，邻居卢子才之子国琦，以纪念册索题，毛泽东书：“为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周恩来书：“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王若飞书：“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独立、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柳亚子识：“国琦小友纪念册，润之、恩来，若飞都有题字，余亦随声”，为作七绝一首：“兰玉庭阶第一枚，英雄崇拜复何疑。已看三杰留鸿爪，更遣髯翁补小诗。”
?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 《柳亚子年谱》?
据合众社重庆九月十三日电：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今日下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在中国建立和平与民主，所以来重庆。毛氏说：“共产党希望达到良好的结果，这样，中国能够从抗日战争阶段过渡到和平建设的时期。相信这不仅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希望”。
九月十八日，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举行茶会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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